中国今后要持续繁荣，长治久安，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将一带一路和城乡一体化结合起来，这也可谓抓住了中国最为重大而紧迫的发展道路问题
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所在
城乡一体化解决的是城乡有机统一、综合推进、平衡发展的问题，主内部协调有序；一带一路针对的是国内外优势互补、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合作共赢的规划，主外部开拓。就二者关系而言，城乡一体化和一带一路互为基础，相辅相成。实际上，城乡一体化是一带一路的本源，一带一路则可以为城乡一体化提供持续的动力。
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战略模式，一带一路就是我们今天的总路线。就其范围和深度而言，一带一路涵盖并超越了迄今为止零星出现的所有其他战略、政策、模式，迅速演变为中国走向世界和塑造世界的代名词。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恰恰在于能够以富有创造性的新手段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扩大中国的世界足迹，同时保障海外贸易和能源供应。
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这项倡议的范围得到如愿的扩展，它应该具有吸引力，从而使大多数亚洲和其他各地区国家政府愿意积极参与，按部就班地建立起更好的全球运输和通信线路，并以曾经的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心构筑起巨大的经济带。
对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的中国来说，一带一路计划无疑需要不断提升和完善，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有能力穿越不同文明之墙。因此，中华文明必须接受或者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滋养，克服数千种语言和方言构成的天然障碍，尤其是其他文明的洗礼。根据这一政策，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不但应当主动克服自身的不足，而且也能促使我们保持谦卑的进取状态，通过不断争论、反复试验、重新整理，进而融合并重塑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
更广义来说，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必须依靠城乡一体化才能有效进行。试想，如果10年以后整个农村全部垮掉，北京即便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又能怎样？这种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曾经号称地大物博，现在看来，中国仅仅是人口众多而已，人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只会日趋尖锐，消除这一矛盾的惟一答案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能够为城乡一体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缓解中国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压力。
对整个社会而言，城乡一体化还涉及到中国境内不同亚文明的延续问题，如何扬弃，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城镇化问题上，中国没有必要用西方标准来满足所谓“城市化率标准”。中国人如果80%进入城市，原来人们熟悉的中国、那个5000年文明不绝的中国将不复存在。事实上，中国过快过猛的城镇化步伐，扼杀了生育欲望和能力，也带来了城乡一体化自身的溃败。或许，中国应该保留50%的人口在农村，同时下苦功夫提升农村的现代化水平。经济社会比较和谐的北欧国家以及德国、奥地利，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从终极目标来说，城乡一体化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人类生存状态，在这样状态中，可以实现内外交流，实现天人合一，实现平衡发展，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从古至今，这种状态，人皆向往。
土地改革与国企改革
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必然涉及到土地改革的不同思路，而土地制度是一个关键问题。土地问题几乎是根本问题，甚至是生死问题。持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是如此，掌握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和社区也是如此。土地的主人变了，发号施令的人也就变了。换句话说，权力往往随着土地流转而易手，一些人得势了，一些人失意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动荡乃至改朝换代，通常肇因于此。同理，由“土地流转”不当而祸起连天的例子，不绝于史。
如今的城乡一体化与土地问题紧密相联。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重大社会紧张或政权变更的时候，往往都伴随着土地权利变化引发的暴动或者革命。
这种社会变迁的烈度通常很大，足以腐蚀掉政府的施政基础，引发政权更迭。若要寻求轨迹的话，不妨追踪到中国的土地革命。在20世纪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用土地改革的方式，实现了第一次较为彻底的变革，使得中国从政权到文化都发生了极大的变更。直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土地公有化的制度随之确立，并得到宪法的保障。
土地问题的第二次变革，是1979年开始的包产到户，它有一个既拗口又费解的名字——“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长期不变、“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后果是，土地从公有制回到了事实上的私有制。这一次的巨大变革，影响延续至今。
与土地看似无关、实则如出一辙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企改革。其实，国企改革远没有想像中那么紧迫，更没有舆论宣扬中那么非此即彼。如今的国企改革，应该侧重有效治理，属于精耕细作的完善之举。国企不是不需要改革，问题是怎么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宜与混改画等号。
混合所有制改革曾经主要发生在金融界，成效如何，极具争议，至少是众说纷纭，没有公论。例如，银行要上市，规定必须拿出15%~20%的股份引进国际著名银行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而符合内定条件的这种“国际著名银行”，非美欧银行莫属。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非西方银行几乎不可能成为或被视为“著名国际银行”。其结果是，众人稀里糊涂之中，中国最具市场号召力的几大国有银行已被华尔街为代表的西方资本掌控，即使不是控股意义上的掌控，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掌控。
后来呢？2008年9月美欧金融危机一来，这些“著名国际银行”争先恐后，纷纷脱手股份，套现现金，完全置合作伙伴的感受和中国金融体系稳定于不顾。总之，它们夺路而逃了。
据此考虑，国企积聚的矛盾不断升级，左突右冲，几经试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启的改革进程，走了大量弯路。在国企不断摸索、不断改变形态的过程中，国企成就是主要的，既是“深水区”，就须慎言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表述，与农村土地市场化的要求叠加一处，令人大有改革问题开倒车的意味。虽然这属于全党意志，但产生的危害有目共睹。
因此，今天提出城乡一体化这个问题来，至少要从偿还历史旧账、纠偏、重新探索和政权建设4个角度，对法律保障与历史教训进行深远考量。
薄弱环节在农村
城乡一体化，难点在一体，核心是农村。
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很多主客观条件，其中之一是提高认识，偿还旧账。提高认识，关键之点是提高历史觉悟，解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新农村”的问题，防止不断地走回头路、冤枉路、后悔路。过去几十年来，这方面的教训触目惊心，往小说是认识低下，往大说，是决策失误，劳民伤财——其中造成的生产力损失，无法计量！
偿还旧账，是因为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过头了，或者做错了，给农村建设，特别是给中国的农业经济制造了长期的后遗症。只有偿还历史旧账，才能对如今农村的发展道路进行纠偏，使被压抑的生产力得到本质上的调动和激发。
现实远比人们愿意承认的复杂。翻看历史可以发现，1978年以后，农业生产力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发，但从1984年开始，党的文件中明确要求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自此，农村逐渐被遗忘，问题随之遗留下来，至今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尽管中央曾经连续多年颁布了多个“一号文件”。
中国近30年的发展突飞猛进，表现为综合国力的历史性提升，而在综合国力的旗舰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农业所占比重日益下滑。这个趋势符合世界经济史的一般潮流，但问题在于，中国在长达1/3世纪的时间里，很多情况下未能避免典型的野蛮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出现的农村凋敝现象，也没有解决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大体上是瘫痪的，村党支部书记蜕变为地方豪强的大有人在。
偿还旧账的迫切性还在于，经济方面，贫困乡、贫困县不在少数。政府的扶贫行动，无论是在农村援助基础设施，还是在驻点农村与上层部门对接方面，出现了令人扼腕的走过场局面，表现为大量的资源错配和资金浪费，没有切实提高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甚至养肥了个别说一不二的村干部。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出现了偏颇。
反观历史不难看出，如今的城乡一体化为解决中国老大难的农村问题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与此同时，农村到底应该以何种形态存续下去，这是个大问题。从理论指导到政策取向，方方面面，依然模糊。
法律保障
城乡一体化是一条可行之路、一条真正的康庄大道。
首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城乡一体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换言之，农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本来就应该城乡一体化。不过，城乡一体化虽被反复提及，却还没有找到一条成功之路，这还要归咎于人们对农村的认识。目前人们对农村的认识要么过于简单，要么不由自主地向下忽略，农村问题变得异常严峻。
其次，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这么庞大的农村地区，如此久远的农耕文明，农村需要与城市共同发展，需要得到城市更大的反哺，需要城市的自觉行动与国家的财政援助才能健康发展。而这种发展更需要依靠政策提供保证。政策的来源一方面是需求，一方面是法律。只有宪法及相关法律能够保证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与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愿景才能真正进入正轨。
第三，社会主义要求城乡在一体化中各得其所。历史教训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这与一带一路相契合。中国历史很长时间里，相对比较发达的农耕文化哺育了整个中华文明，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前。农业经济，重点是农业人口聚居的农村，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荣辱与共的成功模式。但一带一路和城乡一体化相结合，就是我们所说的康庄大道。
以德国为例，很多著名的大品牌产品都源自小城镇生产，这种人口和产业布局在全国范围的调配和流动有着完善的法律保障。而且，德国不存在农村与城镇的“3大差别”问题，尤其是不存在超大城市和大城市对乡村的盘剥问题。这种开放的社会模式和法律保障下的城乡一体化，造就了工农业和服务业均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德国。
最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未来提供另一种选择可能。一带一路和城乡一体化相结合，构成当今中国发展的完整战略，这一战略首先将中国的发展置于全球化的视角之下。将整个世界市场纳入中国胸怀，是新时期国家的新定位。拓展中华文明在整个世界格局当中的新地位，不仅是形成新的中华文明圈的过程，也是借一带一路东风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