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领导黄奇帆、徐敬业、陈存根、徐鸣等，与港澳媒体重庆参访团成员进行了座谈。近两个小时里，大家畅所欲言，就重庆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了深入交流。
薄熙来与港澳记者一一握手，环顾四周，微笑着说：“重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你们新闻界的朋友，不管戴眼镜的还是不戴眼镜的，眼光都很尖锐，大家品头论足，对我们也是一种启发。”风趣的开场白引来一阵笑声。
参访团团长、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说：“我们连续走了一个礼拜，亲眼见识了重庆在改革发展、城市管理、民心工程等方面的一系列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和创举，有很多感触，大家有什么问题，机会难得，书记专门赶来，等于是个解疑释惑吧。”
合理的分配促发展。事实上，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做好“蛋糕”。民生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也是动力，以民生为导向，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重庆之行，让香港商报副总编罗兴辉印象深刻，他抓住机会，第一个发问：“重庆探索了很多全国性的问题，比如欠发达地区怎样发展，农民和穷人如何致富，怎样让富起来的人精神更富足。现在看，这些探索成效显著，重庆市民都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请问重庆下一步将如何推动民生导向的发展？”
薄熙来说，改善民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地方党委、政府来说也是个难题。有人认为，抓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是一对矛盾，得先发展经济啊，没钱怎么去改善民生？只有做大蛋糕，才有条件去分蛋糕呀！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才算有钱？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民生摆在重要位置上？合理的分配促发展。事实上，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做好“蛋糕”。民生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也是动力，以民生为导向，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为此，去年的市委全会提出了“十大民生”工程，集中财力改善民生，用老百姓的话讲，“市委、市府把发展的‘宝’押在了民生上。”
有些经济界人士善意地提醒我们，重庆还比较穷，财政并不宽裕，却要拿那么多钱去改善民生，会不会放了空炮？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但我们敢下这个决心，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科学思考的基础上。首先，现在的“三个差距”，即贫富、城乡、区域差距已不小，维护稳定的成本就比较高。如果十大民生问题解决好了，维稳成本就会相应降低，就能把省出的钱用在发展经济上，发展效果就会更好。与其拿钱去维稳，不如从根底上改善百姓的生活；与其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头。这是第一笔账。第二，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目前投资和出口的力度已经很大了，但消费这驾马车还没有铆足劲儿跑起来。搞民生工程，不管以何种形式给中低收入的群体花钱，花多少钱，最后都会转入消费，拉动内需，这个钱花得不冤枉。这是第二笔账。第三，只有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才能调动全民的积极性，这是最根本的动力。头30年改革开放，做好了一篇大文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小平同志当时还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还设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可能在20世纪末。现在已是2011年了，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做好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薄熙来说，“十大民生”符合党的大政方针，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鼓励和支持。重庆市政府精心操作，总的比较顺利。比如，3年投入3000个亿，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现在第一批住房已经摇号入住，市民很满意；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免费供应一个鸡蛋、一杯奶；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干了这么多民生工程，重庆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GDP几年来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去年还增了49%，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民生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搞好了，完全可以相互促进，实现双赢。
我们当然需要经济的繁荣，期望更富而不是更穷，但同时还要追求社会公平公正，让人民信服，这样才有真正的和谐
中国日报香港版副总编邹汉儒紧接着问：“中央政府正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香港特区也在积极努力。不过，是不是经济发展了，社会就和谐了呢？香港经济很发达，人均GDP接近4万美元，为什么仍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薄熙来说，重庆地处西部，困难比较大，但正是因为穷，这个地方的人也特别能吃苦，能干活儿。就说盖房，重庆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把1200多万平方米的危旧房和城中村，用不到两年时间全部改完了，每户的住房面积还加了50%，老百姓高高兴兴。其实，城市改造是否成功，就看你政策到位不到位，活儿干得好不好，干得好老百姓当然欢天喜地。你刚才提到和谐，是不是经济水平一高就必然意味和谐？我看未必，社会和谐需要经济发展，但经济高度发展也并不是没有矛盾，一定就风平浪静。再发达的国家，搞不好，社会矛盾反而层出不穷。古人有句话耐人寻味：“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你让大家觉得办事公道，他就信服你，哪怕一时受穷，也不会闹事；反之，感觉你处事不公，社会没有公平，只是少数人在弄权、在巧取豪夺，他就会和你过不去。古训确实深刻。是不是经济繁荣了就天下太平了？就和谐了？很难说，要辩证地看。我们当然需要经济的繁荣，要力争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越来越好，期望更富而不是更穷，但同时还要追求社会公平公正，让人民信服，这样才有真正的和谐。
在打击范围上，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在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枉不纵，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打黑除恶”是港澳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澳门电台总编余建栋关心“打黑”中的民主建设问题，香港中通社副总编罗光萍询问：“重庆是否会继续坚持‘打黑除恶’？”
薄熙来说，讲到“打黑”，并不是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我到重庆工作后，了解到历年积压下来的命案有1000多件，还收到不少人民来信，反映那些车霸、肉霸、菜霸、面霸欺压百姓的罪行，有的涉黑团伙还长期有组织地强迫妇女卖淫。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不要说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任何讲些法制的国家也都不能容忍，当然要坚决打击残害百姓的黑恶势力！我的前任们也一直在坚决打击。
薄熙来强调，“打黑”一定要讲法制。对黑恶势力，要为百姓着想，要感同身受，不要有任何顾忌，要敢打，要“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同时，又要坚持法制，敬畏法律；要搞清事实，在办案过程中慎之又慎，对历史高度负责。因此，在“打黑”之初，我们就特别强调两句话：在打击范围上，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在对涉黑团伙的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枉不纵，依法办案。这是一个铁的原则，任何案件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绝不轻易下结论。在审判阶段，要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审慎对待每一个“疑点”，绝不要有先入之见。比如李庄的案子，完全由司法机关去依法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后来听说司法机关因其有“漏罪”，对他重新起诉，但在庭审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新证据，出现了疑点。有人问我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八个字：“实事求是、依法办案”。有人曾担心这个案子社会关注度高，如果这样做或那样做会有什么说法。其实什么都不用介意，只要行得端、坐得正，就任人去评说。要相信，只要一切以法律为准绳，那些“走板儿”的评说长不了，更成不了气候。
薄熙来说，经过集中打黑，重庆社会环境好多了，老百姓安全感大幅提升。但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滋生犯罪的土壤还在，对黑恶势力，一定要坚持露头就打，力争“打早打小”，绝不能让其做大成患。
现在一些公职人员的知识储备还是在校时学的那几本书，每天只是习惯性地看报、看电视、上网，就容易形成满嘴的官话、套话、无聊的话
明报执行副总编姜国元问：网上既有不少垃圾信息，又是一个知识聚集的平台，还能反映社情民意，薄书记怎么看待这几者之间的关系？
薄熙来说，现代信息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我也会通过网络了解信息，听取群众对我们工作的意见。但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人们不仅在盲目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也容易迷失，不得要领，因此要增强对信息的选择性，减少盲目性。现在一些人整天看电视、上网，看似忙忙碌碌，但静下心来想一想，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有多少？实在很有限！某种程度上，还赶不上五六十年代人们受教育期间所获取的知识。凡事要分析，有些信息是重要的，大量是无用的，有些甚至是“垃圾”，会误人子弟。如果天天沉湎于上网，又不加选择，只是了解眼前那些事，对世界各国圣哲先贤的著作都没空去看，到退休之时盘点一下，脑袋里面只有一些随波逐流、寡淡无味的日常信息，人类的大家之作却知之甚少，岂不可惜？！现在一些公职人员的知识储备还是在校时学的那几本书，在工作岗位已很少读书了，每天只是习惯性地看报、看电视、上网。重庆出了一套《读点经典》丛书，已发行了近2000万册，一个月出一小本，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很省事。我在前言中打了个比方：这本小册子就“有如多种维生素，虽每日一粒，亦可养生”。人要不断补充知识，如果缺乏自觉性，每天只是看文件、看报、接受简单的信息，这就容易形成满嘴的官话、套话、无聊的话。反之，多读些经典，体会那些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化精华，说起话来就能入木三分，有点品位，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社会精英，都能听进去，也容易接受。
我们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这些文化精华是祖先留下的瑰宝，绝不能忘记！一定要努力传承，让下一代有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港澳媒体对“唱红”的关注热度不减。香港大公报副总编王伟，把“唱红”作为2009年重庆一大标志性动作，想了解重庆的动因和打算。
薄熙来说，关于“唱红”，有些人攻击我们是不是在搞“极左”？这是一种误解。中华民族要振兴，特别要靠年轻一代，看他们受教育的水平和创新能力。否则，民族就会失去竞争力。三十年改革开放非常伟大，也出现了袁隆平这样世界级的科学家，但静心想一想，与我国的体量相比，这些年世界公认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毕竟还不多。国之强大要靠人才，而人才的背后是教育。现在信息发达，但接受信息还不等于教育。也有些人能讲，喜欢“侃大山”，夸夸其谈，但问他几个历史文化方面的基础性问题，就说不上来了，数典忘祖，怎么行啊？难道我们当代人就只能谈论一些与商品市场、谈情说爱相关的东西吗？谈点理想、信念，讲点英烈先贤，就“左”了，就“文革”了？
我们搞“唱读讲传”，就是希望大家静下心来，多读一点经典。“唱红歌”，就是唱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经典好歌，其中既有抗战歌曲，有建国歌曲，也有世界各国的不朽名曲，有很大的包容性。“人不一定都能伟大，但都可以更崇高。”通过传唱这些大气磅礴、充满爱国情怀的歌曲，可以激发广大市民的高尚情感。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文天祥到林则徐，从马列到毛邓，从方志敏到白求恩，从爱因斯坦到居里夫人的经典之作、励志故事和治世格言，是古今中外思想文化之精华，都在我们推荐之列。有良知的家长都是愿意孩子成才的，已有不少人拿《读点经典》丛书当作教科书了。
薄熙来说，现在“唱读讲传”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在红歌晚会上，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就被美国留学生表演得惟妙惟肖；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被中学生们诵读得意气风发。重庆教育系统还精选了诸葛亮的《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王勃的《滕王阁序》等100余篇经典名篇，供全市中小学生诵读，很多学生都能从头到尾背下来。我们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这些文化精华是祖先留下的瑰宝，绝不能忘记！一定要把“唱读讲传”搞得更扎实，努力传承，让下一代有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充分地相信大家，发挥班子里每个人的创意，让大家各展所长，效果一定会更好。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香港大公报副总编王伟问：“这几年，重庆每年都有一个标志性的举动，2009年是‘唱红打黑’，去年是民生十条，今年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吗？”他的发问，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很多记者就此提出决策民主的问题。
薄熙来说，我们并没有刻意地想搞什么“标志性举动”，但是班子成员都很有创意，不断推出一些探索性的做法。比如，对政府工作，黄市长就很有思路，如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创立产权交易所、开办微型企业等，政府不仅有创意，而且做得实；组织部搞的“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大加强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纪委开展“三项治理”，集中治理收红包、公车超标，整顿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成效显著；宣传部门推动“唱读讲传”，各个区县都热情参与。人大、政协也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实干，除了立法监督、参政议政，还搞了“人大代表在行动”、“800政协委员助推发展”等很有特色的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给区县以非常具体的支持，深受基层群众的欢迎。总之，只要符合实际，对重庆有利的事就去干，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后整合到一块儿，就形成了良好的整体效应。
薄熙来说，每个人都在观察主要领导是个什么风格，书记要是管得太细，其他同志就会想：“那好，我听你的。”反之，你在内心充分地相信大家，发挥班子里每个人的创意，让大家各展所长，效果一定会更好。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种树永远不会犯错误。把环境搞好了，人们就能多吸氧，头脑就会更清醒，账就会算得更好，发展思路也就更正确，这是良性循环
都市日报助理总编梁锦雄十分关心“五个重庆”建设，认为应该长期坚持。
薄熙来说，重庆人心地善良，吃苦耐劳。现在，我们搞“健康重庆”，一鼓作气修了1000多片塑胶跑道、80多条登山步道，人们可劲儿地跑步、爬山，锻炼身体，力争健康长寿。你们香港朋友可得想好了，别看你们吃得好，生活条件好，但运动少，易发胖，岁数不一定活得过我们重庆人。港澳记者们哈哈大笑。
薄熙来说，“五个重庆”个个连着民生，他最自豪的就是种树。各个大城市，从机场到主城，差不多都有半小时左右的车程，两侧都要绿化，但树种的好坏、绿化的质量却大不一样。不少城市，路边种的是杨、柳、槐，而重庆种的多是银杏、香樟和桂花，而且一侧就有好几排。一棵银杏能活800年以上，香樟材质好，还驱蚊虫，这都是名贵树种。如果有心人算算账，同是一条机场路，两侧种上大树、好树，与一般树种的价值可要差好几倍！重庆是立足长远，为子孙留下一笔绿色财富，而且年年增值！我们在种树上下了很大决心，去年一年投入100多个亿，是过去十年的总和，今后还要以这个力度再干十年，“十年种出百年树”！种树永远不会犯错误。把环境搞好了，人们就能多吸氧，头脑就会更清醒，账就会算得更好，发展思路也就更正确，这是良性循环。
香港文汇报执行总编辑张建华、澳门日报副总编辑蔡彩莲、经济导报记者徐晓恩，还兴致勃勃地就渝港澳合作、青年人道德教育等问题，与薄书记进行交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晚上7点多，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