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组工干部，不仅需要对他们提出无形的道德约束，出台苛严的禁令，还需要给他们手中的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
又一个卖官者落马，湖南通道县原县委组织部长向志清获刑11年。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他竟然“卖”了34次官，获利31万多元。
或许有人疑惑，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地方组织部长似乎并没有绝对的决定权，怎么实际能量会这么大？原因就在于，这个岗位能提供很多方便，想要卖官，可谓“近水楼台”。
组织部门的干部，百姓俗称“管官的官”。对干部职位的冗缺调配、干部的任职情况、上级的用人意向等关键信息，不仅灵通全面，更是扼守要津。他们对干部有考察权、汇报权、建议权，这些具体实际的权力，都会直接影响和左右干部任免。
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职务便利”，使一些官员在谋求升迁中，费尽心机地想与组织部门搞好关系，也给了一些人寻租的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组部一再强调，组工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特别是要做公道正派、风清气正的表率。因为如个别人不能出以公心，偏听偏信，重人情重关系，重圈子重派系，最终都会影响到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公正性。
一个普通官员变质了，影响的还只是他权力所及之域。而一个组工干部变坏了，则等于把此地的干部都置于“险地”——清者廉者会被否定“出局”，心术不正者找到升迁捷径，意志薄弱者可能被迫跟风，卷入买官泥淖。我们常说“用人是导向”，组工干部的变质，会极大地动摇“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干部信念，损坏党风形象，伤及百姓信心。可怕的还有，买官怎么花出去的钱，往往都会怎么收进来，因为凭靠官员那点有限的工资，担负不了买官之资。从何处收？从百姓身上刮，从自己手下干部手里敛取。一池清水，最终就会被如此这般搅浑了。
正因此，对于组工干部，不仅需要对他们提出无形的道德约束，出台苛严的禁令，还需要给他们手中的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组工干部们不愿伸手、不敢伸手、不能伸手，真正做到公道正派、风清气正。
在地方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之际，中央组织部等多次强调要风清气正，设定“5个严禁、17个不准”高压线。山西太原市原市长张兵生等已因触线而受惩，显示中央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绝不手软的决心。从根本上来说，只有管住权力，才会使卖官人的手伸不出，才会让买官人的路被堵死，也才能选出用好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