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霍做了10多年村长，见过最大的领导是县委书记(前任)，在3年前。
像山西省长治市沁县册村镇温庄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和企业、人均年收入1700元的小村庄，寂寞是正常的。
老霍乃至整个温庄命运的改变，起源于那一天———2011年4月26日，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刘维佳带着被褥，到村里待了两个白天、一个晚上，还写了7000多字的日记，被《人民日报》发表。
于是，大量的行政资源———1000亩核桃林、100亩育苗基地、一个造价200多万元的肉羊养殖场……这些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的财富，以直通车的形式，似乎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副省长悄悄地来了
老霍真名叫霍敬德，今年60岁，是温庄村的村主任兼村支书。村子太小，一共只有276人，2/3是贫困户，上访户一个都没有。
4月26日上午，面对一名不期而至的高个子中年人，老霍表现出了作为一个组织基层官员的素质。他常看电视，尤其山西新闻，一眼就认定：“这跟电视上的刘副省长一模一样！”
中年人正是56岁的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一辆车、一个司机、一个陪同者———山西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他甚至连秘书都没带。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在《住村日记》里，刘维佳如此解释。“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地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这次行动差点因泄密而失败。他们开的是省扶贫办的车，在沁县正好被县扶贫办主任李新伟看见。李立即给刘昆明发了一条短信：“刘主任，您到沁县了吗？我看到您的车了。”刘的反应也极快：“我在太原，车到沁县办事”。
刘维佳进村的第一个要求，是干农活。尽管老霍阻拦，他还是执意走过一条1500多米长的山沟，帮一户农民种起了玉米。
62岁的霍栓英耳朵全聋，种地要靠老伴和一个女邻居。今年化肥、种子都涨价，他们用不起拖拉机了。为了省每亩20元的租金，他们用自家那头快要产仔的母牛犁地。
刘维佳一眼就看出，这头牛的品种是“西门达尔”———他曾经担任过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对农业不陌生。“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他说。
“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刘维佳在日记中写道，“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尴尬的农村水利
种完了玉米，刘维佳走到村东头的一片玉米地中间。
全村一共1116亩地，这块地大约150亩，是全村最好的一块地，种黄小米的首选。为了保证小米产量，2009年，县里给这块地安装了一套喷灌系统。刘维佳却发现地中间的几根喷灌管子毫无使用过的痕迹。
“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电表坏了……现在也不急浇地……”他看出，老霍在“顾左右而言他”。
喷灌设施确实是坏了，但绝非一块电表那么简单。这块地归20几户人家所有，去年夏天，一个叫霍启德的村民急着浇地，一下接反了正负极。一股青烟过后，电表、水泵都烧坏了。
温庄村没有任何资源或是企业，全村毫无公共收入。要修好水泵，有心无力。村里也不敢把消息上报，因为维护和修理应由村庄自行负责。
于是，在水资源丰富的沁县———官方说法是“北方水城”，又有完善的喷灌设施，这块最好的地依然旱着。
水利方面的问题还不止这些。刘维佳发现，村庄东南面有一个修葺完好的水库，却无法用来灌溉。村里人告诉他，那是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千女水库”。“我娘当年就修过”，老霍说。
“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刘维佳自责。
根据史料记载，1958年，全中国有一亿人在同时修建水利。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上马匆忙的政绩工程，许多水库、水渠不久就相继坏掉，产生了大量人力物力浪费。
午饭是在老霍家吃的。刘维佳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
“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他在日记中写道。
“副省长来了为何不报告”
下午，刘维佳继续在村中考察，他发现了一个投资失败的样本。
有家养殖场挂着一个显赫的牌子，“亚行架子牛育肥项目”。2008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河川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沁县启动，架子牛育肥项目的投资总额可达2286万元，亚行承诺给予将近一半的贷款。
那一年，一个邻村人以3.5万元租下了这块2亩的地70年使用权。他盖了两排牛栏，在每一间牛栏前钉上一个牌子，上写“王永德”“王永红”之类的名字，还修了办公室、饲料室等等，似乎每一间房子都有一个主人，正在精心看护着自己的牛，指望它们迅速肥美起来。他很直接地在大门口钉上了一块“亚行架子牛育肥项目”的木牌。
但他的“阴谋”最后未能如愿，没养过一头牛的牛场荒废至今。这块地也被他押给了高利贷。
“这个大门紧闭的项目从一个侧面说明，前些年农业项目的成功率不是很高，有的项目管理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投资浪费和资产流失。”刘维佳把这个投资失败的样本，也写进了自己的日记。
这时，意外发生了———他们“暴露”了。
册村镇的党委书记兼镇长张鹏来村里检查森林防火，正撞上刘维佳一行人。他7天前还是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对刘维佳的相貌很熟悉。当即责备老霍：“为什么不报告？”不到半个小时，沁县县委书记、县长火速赶来。
在走访了镇政府之后，刘维佳又返回村中，召集村民们开了一个论如何增收的座谈会。晚上，就住宿在一户村民家。三个人吃了三顿饭，他留下200元。
第二天，刘维佳在邻镇的走访就远不如第一天顺利。镇党委书记一路陪同，中午吃饭还上了一盘牛肉。“这顿饭吃得不如在温庄那几顿饭舒服，有人陪餐即便是派饭也变了味。”他说。
大量行政资源从天而降
5月26日，刘维佳又来了。这次他不是单枪匹马，而是浩浩荡荡———农业、水利、林业、项目办、信用社五大系统的省级负责人全部到场。沿着上次走的路线，他们又重新来了一遍。
根据当地报纸的描述，“各部门负责人纷纷表态，要将温庄作为本部门的支农惠农示范村，加大扶持力度，帮助温庄百姓增收致富”。
他们带来的项目，村里人闻所未闻。
比如“千亩核桃林”，要在276口人的温庄村两年内种起1000亩核桃。此前，沁县的官方口号是：在“十二五”阶段，争取做到人均一亩核桃。
比如“百亩育苗基地”，要在村里修起100亩地育树苗。此前村里不过有三四个村民投资这个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项目，规模都不外乎一两亩。
再比如“良种肉羊养殖场”，要征一块十几亩的地，修建7栋养殖楼，以及办公楼、饲料场……仅政府的固定资产投入高达200多万元。
被弄坏的喷灌设备当然早已由县农机局修好了，一分钱也没要。县水利局要为“百亩育苗基地”打一口百米深井，至今已经打了70多米；县发展局则要帮农民们修一条2700多米长的田间路，让他们去耕作时更节省时间。
大量行政资源以直通车的形式，瞬间降临到这个贫困山村头上。在温庄村今年春节后上交给乡镇的工作计划里，其实只有一项：计划种500亩的黄小米。
“大包大揽毫无意义”
但这些财富并非唾手可得。刘维佳称自己“15岁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农民”，博客名字也是“倾心三农”，但并没有搞大包大揽。
尽管有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的强力帮助，所有的项目都是扶持性质，需要农民们入股搞合作社才能经营。哪怕他们的资本比起政府力量来可以忽略不计。
县畜牧局局长李儒宏说，根据目前统计，全村有22户村民打算加入这个养殖合作社，每户出资大约在5000元。一共11万元。
“绝不给钱，一定要让农民有造血功能。”刘维佳对南都记者说。“给钱很容易，但大包大揽是毫无意义的。”
对自己在日记中提到的那个“亚行架子牛育肥项目”，刘维佳并未强行助其复活。在了解到这块地的产权典故后，养殖场的项目就换到了另外一块地上。
“还是走漏了风声”
6月23日，刘维佳又来了温庄。
这次，他也只带了两三个人。也叮嘱保密，但这显然已经不可能。县委书记、镇党委书记全部在场恭候，倒退着给他们拍照的政府工作人员最多达四个。
“我们今天正好在温庄村开会……偶然碰上的”，张鹏说。但村民们说，前一天晚上，村中确实进行了一次有组织的大扫除。
“还是走漏了风声”，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说。“他们(干部)一看到我们就打电话。”
“现在去跟县里各个部门打交道，他们态度都非常好。”任江辉说“这肯定跟刘省长有关”。
27岁的任江辉是温庄村的村主任助理、大学生村官。那天，刘维佳跟他聊了一会儿，又把他写进了《住村日记》。县里把《住村日记》打印出来发给县里、乡里的干部令其学习，单独给了他一份。
这一段，任江辉忙得马不停蹄，主要在跑合作社成立的事。村里原先只有一个“沁州黄合作社”，参加者仅寥寥十来户。他们种了小米，直接交给来收购的一家公司。现在，村里至少还要成立两个合作社，一个搞养殖，一个搞核桃种植和育苗。“要不是副省长包咱们村，能有这么多好事儿？”一些村民感叹道，这确实是幸运。
刘维佳的调研报告，也就是《住村日记》，被从省委书记处透露给了《人民日报》的记者。一家网站在转载时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山西省副省长自带被褥下乡两天发现11个问题》。
在村委会，任江辉忍不住跟刘维佳说了一件事：县里统一要求翻修村委会，给的钱又不够，桌子椅子都是赊账赊来的……“以后汇报啥要想好，想好了再说，别瞎说！”陪同视察的镇党委书记兼镇长张鹏悄悄批评任江辉，被刘维佳发现了。他笑笑，当众夸了任江辉。“这小伙子很好！”
老霍当然也是全程陪同者之一，但没有几次说话的机会。刘维佳拍着他的后背，催着他参与合作社，先把自己家变富，才能带动村民一起干。在一连串厅局级、县处级和乡镇级干部们七嘴八舌的帮腔前，他忙不迭点头。他心里还有一件放不下的事：债务。
2002年，全县搞“村村通油路”，每公里补助3万元，其余靠村里贷款。温庄村需要修的，是它到下一个村庄东山村的路，正好一公里。这一公里就花了5万多元。
信用社的贷款不能贷给村集体，只能以老霍的个人名义贷款。2.2万的贷款，每年利息2900元。他每年的工资5000元，一年一发；这笔利息也一年一扣。他拿到手只有2200元。
9年下来，老霍支付的利息总额已经将近三万块，本金根本还不上。那本发工资兼扣利息的存折摆在家里的箱子上任人围观。也被刘维佳写进了日记里。
副省长来的第二次，他决心说；没想到来了那么多官儿，他又怯阵了。直到车队消失在村口也没说出口。
这是第三次来了，他终于抓住了机会。刘维佳参观村里的村级活动场所时，他提了这件事，尽管并无解决的把握，省长也没有表态。他仍很如释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