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近日报道，看不见的政府财政支出正在慢慢膨胀。尽管中央部门和陕西等地方近期陆续公开了2011年预算，但大多数被认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仍隐藏在名为“其他支出”的大类里，这些开支包括政府人员工资及行政成本，以及奖金补助、吃喝招待等不好处理的费用，统称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条目。近年，审计部门在审计中也发现，“其他支出”频繁使用，金额较大，尤其是基层财政更严重。在一些地方，这部分隐形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的比重非常高，达到30%-40%。
这些被披露的事实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两点：一直被公众追问的行政成本并非无据可查，只不过在对外公开时掩藏在不容易分辨的条目下，这预示着预算公开的难点正在清晰起来，为舆论继续要求预算公开提供依据；二是财政预算公开是值得肯定的政府行为，即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开进程或有反复、有待提高，但预算公开作为政府和纳税人的共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预算公开一度被认为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看明白，每年两会上都有类似的报道倾向，要求预算报表明白易懂。言下之意似乎是，不是预算公开的责任部门不愿意公开，而是有资格审查的人看不懂。从媒体的报道看，这是一个被有意无意模糊了的印象。其实，在政府部门提交给人大审议的预算案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账本，这个账本可以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政府是怎么花钱的。
预算公开能走到现今的局面，有赖于民间民众未曾衰竭的呼吁，以及官方对预算公开法案的自觉执行。一些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始终在奔走，舆论诉求与体制内的理性力量相互呼应，终有现今的成果。但“其他支出”被过度使用的情况也表明，预算公开的阻力很大。当然，它们不可能公开反对预算公开，只是在统计技术上打掩护，这也预示着预算公开力量对比的变化。
有关部门之所以青睐两套预算体系，因为以“其他开支”列为预算，不用细分开支用途，可以逃避人大的审批。而年度财政资金在科目间“流转”不需人大审批，这也是预算法的灰色地带。审计部门也对这样的明暗两个账本感觉头疼。中央政府近期公布了2011年预算，地方政府也都有跟进。预算公开成为一件政治正确的施政措施，它继续获得进展仍要看人大、社会与政府等监督配合。
也可以这么理解，越来越多的政府开支被挂在“其他”名下，恰恰说明预算公开对不公开的倒逼作用正在加强。2011年北京市市级一般预算支出情况表中，按功能分类的支出分类显示，最大的一项为教育支出，达226亿元，而第二大支出项即为“其他支出”146亿元，占总支出的11.6%。“其他开支”名下的财政额度越庞大，阳光行政的压力也越大，只有公开才能释放压力。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0)》指出，国务院部门预算信息的公开不理想。59家国务院部门中，设置财政预算公开栏的仅有27家，公开上年度部门预算信息的有43家，占72.9%。广州的部门预算公开从2009年的114个部门降至21个。温家宝总理去年3月份强调，完善预算制度，推进公开透明，要求预算管理覆盖政府所有开支，有效监督政府。
上述数据并非全部，但也代表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此消彼长，显示了要求公开与回避公开的进退之势。好在预算公开已成大势所趋，举凡促进公开的都是为政府减压。将政府开支写为“其他开支”，从表面上看占据暂时主动，延缓时间，但同时也为更强劲的吁求准备了动力。预算公开的诉求可以更新了，那就是要求统一明暗两条预算体系，要求公布“其他开支”的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