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改革最前沿
——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中国发展
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邹东涛
（下）
时间:2010-08-26 13:51 来源:中国规划网 作者:吴礼明 盛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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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礼明 盛贤明
邹东涛教授接受记者采访
投身改革志不移
在中国的古典范文中，对邹东涛印象最深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它不仅影响他对古文的爱好和兴趣，更是影响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锤炼。邹东涛说，范仲淹的文豪字胆，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以及他的改革精神几十年来深深铭刻在心，并一直以其为人生楷模。
因此，邹东涛认为，同共和国一样，自己是改革开放才真正走上成长正轨的。改革是时代的旗帜，也是每个人发展的旗帜。他说，作为改革事业的忠诚拥护者，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回报社会，唯有以对改革研究和经济发展的探索回报社会。
基于这样的思想，邹东涛比常人更加关注我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在读研期间就着手组建了西北大学研究生会，并把研究生会的主要工作定位在宣传和探索经济体制 改革上来。尤其邹东涛被吸收参加了陕西省委宣传部“改革理论研究小组”后，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相继撰写发表了《摒弃十种“左” 的经济体制观念》、《我国经济体制形成、演变和改革的历史回顾及其经验教训》、《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等论文，在社会上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8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回潮、倒退的现象，使邹东涛敏锐地意识到“体制复归”问题，便约华中理工大学林珏合作撰写了《警惕体制复归》一文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为各级政府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党的十五大之后，全国掀起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热潮，邹东涛及时写出了《对经济改革新突破的热潮要科学理智有序地引导》一文，并明确指出：当改革在某些方 面存在着思想理论障碍和出现某些低潮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推动改革的热潮；但当群众性的改革热潮兴起之后，我们则应该科学理智有序地加以引导。这就是说， 没有热潮时，我们要“热”；有了热潮时，我们则要“冷”。既保证了改革目标的正确性，又保护了群众改革的热情，对我国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改革初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向何处发展没有确切的定论。为此，理论界掀起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热潮。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商品经济，更多的人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
邹东涛说，如何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长时期未能解决好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他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应让实践进行检验。
1991年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吴敬琏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第一次公开宣传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震 动。同时也印证了邹东涛在1986年提出的打破“鸟笼经济学”：拆计划经济之“笼”，放市场经济之“鸟”论述的前瞻性。
就在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后，邹东涛陆续撰写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旗帜鲜明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如：《从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看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中国的出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理论 》等，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优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一条龙，走到哪里哪里穷。
为了研究和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1992年邹东涛撰写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六集电视政论片解说词《走向辉煌：古海新潮；走出樊笼；谁 主沉浮；产权变革；政府之谜；文明之光》，主编了《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港台澳、澳大 利亚、独联体及东欧、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各种不同的市场经济作了比较研究，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在《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的“总序”中，邹东涛不但重点论述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艰难道路，而且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南巡谈话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意义。
创新理论促发展
邹东涛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 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在研究中，经济学者绝不能做象牙塔中的理论闺秀，而要以更广 泛的非经济视野分析“社会经济”问题。
竞争是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商品经济的最高权威，是优胜劣汰的强大机制。多年来，邹东涛把对竞争问题的研究视觉集中在经济领域，展开了对经济竞争的深入研 究。1986年初，在完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竞争》的学位论文后，邹东涛又与杨秋宝（现中央党校博士教授）合作，扩展为《经济竞争论》专著进行出版，成 为我国较早系统专题研究竞争的专著。
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研究竞争理论的邹东涛来说，感到由衷地高兴并为之欢呼。并当即写下了《竞 争、法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的日子里》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中论述道：人类社会不能没 有竞争，但又不能自由放任地竞争。竞争和无政府主义并存，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祸害和灾难。法律是市场经济的保护神，如果没有法律，市场经济只会成为互欺互诈 互残的混乱无序场所。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是竞争秩序，管住了竞争秩序就从根本上管住了市场经济秩序。
1993年底，邹东涛在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次公开招考选拔厅局级领导干部中胜出，被选任为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新的岗位、新的高度进一步开阔了邹东涛思考的视野，增强了其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使邹东涛始终站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前沿。
作为土生土长的西部人，邹东涛对家乡的贫穷刻骨铭心，他超前思考西部经济发展问题，曾经步行考察过安康地区的多数县，到西部所有省市自治区作过调研。 1996年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调研报告，对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新疆问题的文件起到了参谋作用。他参与组织完成并出版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西 部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撰写的《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邹东涛西部发展文集》一书收录了邹东涛自1970年以来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文稿近50篇。他提 出的“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要使西部经济‘火’起来，首先要使思想观念‘火’起来”，成为影响广泛的名言，是京城经济学“西北 风”主要成员之一。
《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收集了邹东涛1980年以来关于改革研究的近百篇论文，记载了他在市场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综合配套改革等方面超前的、创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该书在2005年获中国生产力学会优秀著作特等奖。
20多年的孜孜以求，20多年的不懈努力，邹东涛不仅在经济、思想领域取得了了重大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解放思想方面，提出“把解放思想进行到底”、“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作中国猫，抓中国鼠”等。
在中国改革方面，提出“改革是纲，纲举目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老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进行，而要驾着科学之船过河或顺着桥过河”、“对中国社会的‘诊断’和‘治疗’，不能像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像中医那样，进行全面的辨证施治”等。
在市场经济方面，提出“计划经济一条龙，走到哪里哪里穷”、“打破‘鸟笼经济学’：拆计划经济之‘笼’，放市场经济之‘鸟’”、“要防范市场通行官场规则，官场则通行市场规则”等。
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所有制改革与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等方面，提出，“国有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对剥削现象要从制度和经济机制两个层面来分析。剥削 作为一种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具有对抗性；但作为一种经济机制，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又相容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要不失时机地过渡到‘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或者典型形式，它是人类社会的‘第五大发明’、‘第四 大发现’、‘第三大应用’”等。
20多年来，邹东涛以极大的改革热情和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以一个“思想者”的特殊身份，站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审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过程。
20多年来，作为改革的关注者和探索者，邹东涛出版了20多部专著、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论文，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知识宝库，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