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的思想特点之一是开放性，即面向各种各样的解读空间。其中，人文学者对于麦克卢汉的看法，出现了将其整合到对于当代社会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批判之中的倾向。
前面说过，麦克卢汉当红时，受到了大部分人文学者的冷漠或蔑视。他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形象，被概括为“媒介明星”和“企业教练”。特别是母国加拿大的人 文学者，认为他代表的不是加拿大传媒研究的传统和方法，即对民族文化危机的思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将其媒介研究判定为技术决 定论。
作为一个以英美比较文学为学科背景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并非一开始就与人文学者有着如此巨大的疏隔。上世纪50年代，他编辑出 版了作为其转向标志的《探索》杂志，其撰稿人阵容强大，覆盖了当时欧美学术界的众多名人：心理学家皮亚杰、社会学家里斯曼、文艺理论学者桑塔格、人类学家 斯特劳斯、符号学学者罗兰·巴尔特，等等。
他后来之所以受到人文学者的诟病，除民族立场、以及与美国政界、企业界的较为密切的关系之外，主要在于人们认为他的分析缺乏对权力运作、政治经济、组织体制以及日常生活的相关思考和讨论。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则是有关当时媒介技术革命前景的看法，或者说，信息革命所引起的变化一度被包裹在神奇的预言、或漫不经心的调侃之中，而麦克卢汉也 曾被归于这一阵营之中。比如，美国人文学者罗斯扎克将麦克卢汉和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未来学”代表置于一个脉系，认为未来主义是麦克卢汉思想的发展极致， 或具体呈现。其特点是：一个庸俗社会科学、星期日副刊通俗文学和预言的笨拙的混血儿；轻松描述未来，并将之上升到学术研究。⑥诸如此类的批评包含着关于信 息社会本质的洞见，但也容易忽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信息革命与90年代由互联网引领的新媒体社会之间的区别，而麦克卢汉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显然与后者有着无 法割断的联系。
在当代人文学者的研究中，兴盛、衰落，继而又复出的麦克卢汉并非只是一种面貌，如果进入他的切入点发生了变化，即开始 关注一般人文学者少有触及的方面——他对媒介内涵、口语传统、印刷革命及其他媒介的历史考察和作用，而不单单是强调他始终采取个体主义的视角探讨媒介的作 用，并取消了权力、阶层等问题；那么，论述过程和对于他的评价就会有所不同，也由此构成了人文学者对于麦克卢汉的另类解读。
有趣的是，解读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通过麦克卢汉的思想可以得出麦克卢汉未曾得出、或少有得出的结论。
上世纪70年代，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属于当时较少能够用麦克卢汉的思想“解构”消费社会意义的著作。这位被称之为法国的“麦克卢汉”的思想家，饶有 兴趣地复述与重申麦克卢汉的重要观点：“粗略地说来，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 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⑦他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用作消费社会分析的一个基 础。意在表明这样的观点：电视广播传媒提供的、被无意识地深深解码了和“消费了”的真正信息，并不是通过音像展示出来的内容，而是与这些传媒的技术实质本 身相联的东西，是一种使事物与现实相脱节、从而变成互相承接的等同符号的强制模式。这种观点从“媒介即讯息”的中心论题出发，但远离麦克卢汉的中性和笼 统，走向否定和批判。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与新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与日激增的趋势相顺应，有些人文学者又提出：应该回到麦克卢汉 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思想本身，才能避免在倒洗澡水时，把婴儿也倒掉了的结果。例如：英国学者史蒂文森将麦克卢汉的重要观点压缩为一个单一的问题：传播媒介的 发展在当代社会里已经怎样塑造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他本人一方面赞同威廉斯、霍尔等人文学者从权力、控制等角度对麦克卢汉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在反思在 “批判”的同时，鲜明地重申麦克卢汉对于当代社会的独特意义。他说：“大众传播领域里的批判分析——自麦克卢汉以来——几乎没有顾及那些对麦克卢汉的研究 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倒想提出，无论文化媒介的实际内容如何，它们（即麦克卢汉探究这些问题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特性已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就这一方面 而言，即使将麦克卢汉的著述看得不像他本人所常常陈述的那样具有决定性，那么他的著作仍然富有深刻的见解。”⑧
此外，诸如美国学者波 斯特在《信息方式》、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法国学者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都强调从一个共同的切入点来理解和评述麦克卢汉，即对于革命性的 传播思想的前瞻，以及从感觉和思维的变化进入传播与文化的论题，尽管有时是以过于夸大的修辞手法。
相比之下，他们的论述背景是日益凸显的信息技术发展和新媒介社会，由此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定理论角度，构成了麦克卢汉与当代社会的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