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上午，我去八宝山东礼堂参加罗列老师的追悼会，一周前，罗老师因病逝世，享年91岁。
3000多字按年代介绍罗老师的生平中，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他作为一位著名新闻教育家的风范，却唯独缺少“文革”中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经历和生活。
追悼会上，我见到罗老师的大儿子罗剑之，我对他说，罗老师不光是我读大学时的老师，我们的忘年友情其实长达30多年。
罗老师有一女三子，其中的一女两子却先于他因病去世。除这次见到的剑之外，我还曾见过其女罗思一，小名毛毛。
罗老师曾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上学时的老主任，而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居然也曾当过一段时间罗老师的“老师”。
“文革”中，罗老师受到迫害，作为“走资派”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同来的还有余致浚和张隆栋两位教授，三位年过半百的知识分子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企业。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文革”中，陈伯达也把这里当作“试点”，先后来过6次。
全厂有8000多人，在北京被人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的倪志福、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另外，调任中央部委和地方重要领导职务者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一机床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当时工厂领导告诉我们，高中生以上的就算是知识分子，需要好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所以要分到最苦最累的工种劳动。
由于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所以当罗老师等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到来后，我被派去和他们“相结 合”，于是就稀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作用”。这样，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始 料未及的结果是，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身。
我们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过着“三体不可缺一”的生活——罗老师为气体（烟）、固体（糖）和液体（茶）起的名字，他还是主要“赞助者”。罗老师既抽烟又喝茶，余老师和张老师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出版社撰写几本书稿，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叫樊亢，是我后来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总编辑安岗的夫人。记得我们主要编写了《白虎 通》 《幼学故事琼林》 《李贽文选选注》《科学技术发明家小传》等几本小书，江苏的《新华日报》还用整版选登了部分文章。后来，我们还以“北京第一机床 厂工人评论组”的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写序，并参与了人民出版社《鲁迅书信集》的注释工作。
和三位前辈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共同商议主题，搜集参阅资料，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先拟初稿，再由他们修改定稿。张隆栋是研究国际传播学 的，英语很棒，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据说还当过1949年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语翻译。同时，张老师的古汉语也好，他还时常做些卡片， 把一些历史典故抄写给我，以确保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正确。
午饭后，老先生们要稍事休息。罗老师大腹便便， 鼾声如雷，眼见他随着有节奏的一起一伏进入梦乡，然后节奏逐渐加快，鼾声也迅速升高，一直到他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所惊醒，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 家忍住笑，一声不吭，于是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往复。后来他对我说，在 “四清” 下乡时曾为此受到批判，说他搞特殊化，因为他怕打呼噜影响别人睡眠， 经常要求住单间。
1973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为与“四人帮”掌控的舆论工具抗衡，嘱办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由当时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领导。罗老师此时已离开一机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筹办此事。
一天，罗老师把我找去，他当时是《思想战线》的副总编辑。见面后，他交给我即将公开发表的两首毛泽东诗词，是1965年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名字分别为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他嘱我写一篇读后感，刊登在《思想战线》创刊号上。他还说，这两首诗词的词牌特点，是上半阙写实，下半 阙务虚，虚实结合，借题发挥，也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在交待写稿意图后，他递给我一大厚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那时，一篇文章的刊出颇费周章，需反复推敲打磨，作者似乎要用尽用足每个字眼儿的功能，读者也习惯于要从字里行间嗅出些什么气息来，人们被文字狱吓怕了。
谁知，政治风云的变幻比写一篇稿子的速度还要快。突然间“反击右倾翻案风”铺天盖地地刮了起来，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思想战线》也胎死腹中，这大概是中国最短命的杂志了。至今，我仍保留着那本印有《思想战线》字样的稿纸。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出现转机。两年后，我从一机床调入“文革”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 《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就兴冲冲地向罗老师和余致浚、张隆栋老师报告。此前，三位老师正在鼓励我去参加“文革”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
在这期间，我们还经常轮流到三位老师的家中餐会，边吃边聊，古今中外，全是话题。他们个个还都是大美食家，不仅讲究口味，还注重营养。我记得，罗老师曾对我们说，要吃用粮食做原料的味精，会对记忆力有帮助。
张隆栋“文革”后，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做教授，每周几次蹬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他在东四的家之间。那时我常去他家看望，他会和我边聊天边喝啤酒，他的夫人黄振培是国民党桂系重要人物黄绍竑之女，常常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
有时，张老也会来我家小坐。一次，他患病住在北京第六医院，我去探望时，不仅买了水果，还专门去涉外饭店买来几本外国报刊，因为我知道，他在病榻上仍要研究国际传媒，张老则送了我一本由他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这是中国首部探讨传播学的专著。
1993年7月5日，在他76岁生日时，曾赋诗一首：“人生易老七十六，新闻教学卅五年；传道授业怡然乐，胼胝耕耘苦亦甜。”题目叫做“七十六岁杂咏一 首”。在同一页纸上，他还亲笔题写“果决人似忙心中常有余闲 因循人似闲心中常有余忙 录名贤名言以赠赵兹同志并以自励”。
2009年3月，张老终于得到了“余闲”，在92岁时驾鹤瑶池。
至于有着丰富而传奇经历的余致浚老师，更是早于2006年5月的一个下午，以91岁高龄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1939年，余老师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他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实身份则是1935年入 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1949年后，他的传奇人生就此打住，一直默默无闻地耕耘在教育战线，直至从中国人民 大学离休。
2001年清明节的前一周，我突接罗列老师来信：“希望能有机会见面，畅叙别来情况。”不久，恰逢我的好友、时任上海《文汇报》摄影美术部主任的徐晓蔚来京，其父徐中尼和罗老师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战地记者。于是，我们一同走进了张自忠路3号人大宿舍。
30多年后首次相见，老人家身体仍出奇的棒，记忆力也出奇的好。我们共同回忆起当年的人和事。他告诉我们，自去汕头大学做副校长后，基本上就生活在南方了，现在离休回京后，在冬季时也还会再到南方住上一段时间。
我们一起聊了三个多小时，仍意犹未尽。吴经方师母一再挽留我们吃晚饭，因为我们有事，只得告别。临别时，罗老嘱我，要常来他家，他有好多想法要一起聊聊。之后，我们又在电话中聊了几次。
我后来把自己和罗老师等交往的故事写在了我的博客上，一位大概也是人大校友的网友转发了我的文章，并写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教我们 的老师，现在回头想想，都是顶级的学术人物。可惜，我们读书的时候，并不了解，似乎也没有看他们头上的光环。最近，看到陈平兄转发的《经济日报》赵兹先生 的博客，看到了新闻系几位老师的过往历史和‘文革’经历，敬意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