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师在我毕业那年的11月应邀来广西讲学，在广西大学做了“中共党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专题演讲，听 者近二百人，大家都被丁师深厚的史学素养、娓娓道来的史料素材以及独特的理论思考所吸引，讲座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他离世当晚，我的学生们从全国各地发来短 信，打来电话，表达对丁师的怀念，大家还记得他为广西的学生们奉献的那场精彩的讲座，都记得八年前那个慈祥而严谨的智者。
丁师第二次到广西是2005年参加由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广西大学承办的“中国传播学论坛”，他的到来让我感到莫大的自豪与鼓励，那一次，行色匆匆，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回上海参加另一个会议。
和丁师一起主编《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时，我已毕业回到广西，经常要打电话和老师商讨。丁师认为，现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不免存在着盲从性问题，有些研究脱离历史文本，跟现实太近，往往迷失双眼。这让我豁然开朗，在后记中，把丁师的期待写进来：
这是一本学术研究资料集。里面展示了历史的记忆,其实它和当下“纠缠”,因此“聚焦”和“扫描”可以让我们在重新阐发和传播中找到21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走出谷地的路径。重读原典,“细察”文本,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呼唤一种“有思想”的学术。
我毕业后，给广西大学的研究生开设“中国新闻史专题”课，有一年暑假去上海开会，顺便拜访丁师，向他讨教新闻史教学中的困惑，“关于中国新闻史的分期和 问题”以及“各个时期的重点”等，他都有不同于以往教科书的深入思考，我按照他的讲解，逐条记下来，后来就成了我为学生开课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他还把自 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和讲课笔记拿给我，清秀的字体，夹着眉批，每一年的新想法都在那上面展露无遗。今天我家的书橱里仍然摆放着他的几大本笔记的复印本，那是 丁师留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们的珍贵礼物。
我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向老师请教，他非常支持我做抗战时期广西新闻业的研究，获得立项后给他电话，他听上去，比我还激动，一个劲儿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可以到上海来查资料，桂林版的《扫荡报》资料很全……”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06年出版《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时，在后记中如是写到：
真心感谢导师丁淦林先生的指教，他的善良与平和、踏实与严谨、仁爱与睿智引我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境界，今天在我离开复旦的时候，我依然能享受着他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