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7日至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在13天的会议进程中，各种力量攻守兼施，明争暗斗，对峙、僵持、迂回、反复，几乎要坠入失败，又终于在失望之巅收获了希望。
会议几度延期，在最后时刻以决定的方式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这份协议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分别应当承担的义务和采取的行动，表达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资金、技术和行动透明度等问题上的共识。
一个事实：全球气候变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5月在联合国总部纽约通过，同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正式开放签署，1994年3月生效。目前已有192个国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签署并批准了《公约》。
《公约》指出人类活动已大幅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可能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并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影响的国际公约。它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一个具有全面性、普遍性、权威性的文件。
《公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在历次大会中，京都和巴厘两会最为引人注目。1997年12月，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2008年至2012年主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额度和履约机制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国家将年均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和加拿大削减6%。
2007年12月，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通过了“巴厘路线图”，决定致力于2009年底前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安排的谈判并签署有关协议。
两年来，国际社会为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的落实，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有的国家甚至以破天荒的手段表达强烈愿望。
2009年10月17日，马尔代夫在4米深的海底召开“水下内阁会议”，通过“来自前线的紧急呼救”决议，呼吁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拯救马尔代夫，拯救地球。据科研预测，如地球变暖势头不减，马尔代夫将在本世纪内消失。
2009年12月4日，尼泊尔在珠穆朗玛峰南坡海拔5242米的雪地里召开“世界最高内阁会议”，通过“2009珠峰宣言”，呼吁全球关注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影响，要求发达国家以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南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图瓦卢人对记者说，地球上60亿人都应该向他们说抱歉。由于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这个小岛国将在50年内被大海淹没。他们强烈呼吁哥本哈根会议关注小岛国的命运。
人们对哥本哈根会议抱着热切的期待。
一种状态：迥异的应对态度
按照《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量化减排义务，但中、印等国纷纷宣布将采取主动减排义务。中国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印度决定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20%到25%；巴西宣布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36.1%到38.9%；印度尼西亚表示力争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26%；韩国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南非表示在2020年至2025年间达到排放峰值。
与此相反，发达国家态度比较消极。2007年欧盟曾提出，争取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愿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在减排上立场后退，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缺乏诚意。
被称为“伞形集团”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国，其减排承诺都“夹带”主要排放国家参与绝对减排的前提条件。奥巴马政府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奥巴马政府同样拒绝接受《议定书》约束，力主各国自主减排。日本鸠山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略高于他的前任，由原来的8%增加到25%，可惜也附有前提条件，即所有主要排放国家都要参与强制减排。
有关计算表明，发达国家的无条件中期减排承诺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这比《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对发达国家提出5.29%的减排要求并不高出多少，而远远低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所提出的25%至40%的要求。
发达国家的态度使人们对哥本哈根大会的成果预期并不乐观，甚至怀着深深的忧虑。
一场博弈：单轨制与双轨制的对垒
会议开幕以后，哥本哈根成为各国政府、各种利益集团、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博弈的舞台。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手段，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展开较量。乍看下纷繁复杂，细察则壁垒分明。从总体说，一边是欧盟和“伞形集团”等发达国家；一边是中国和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公约》及其《议定书》规定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原则。
谈判的第一天，澳大利亚就提出要以“单轨”制代替“双轨”制。根据“巴厘路线图”，气候变化谈判同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之下，由两个特设工作组分别进行。《议定书》不涉及美国，《公约》则涵盖所有国家。这样既可以使议定书得到延续，又能将美国拉入应对气候变化的轨道。实行“单轨”制，取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废除《议定书》。继澳大利亚之后，英国、丹麦等国又两次抛出所谓“丹麦草案”，目的都是扼杀《议定书》。这是从根本上逃避强制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的应尽责任，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所有国家都应信守减排目标和出资的承诺。大会必须坚持《公约》及其《议定书》，必须坚持双轨制。他强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不是一种馈赠，也不是发展中国家在乞求，而是发达国家要对自己过去200年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排放承担历史责任。
印度总理辛格强调，任何气候变化协议都应当尊重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需要。《公约》不容破坏，《议定书》必须坚持。
南非总统祖马表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不应附带任何条件。应当遵照《公约》及其《议定书》，在双轨制下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
非洲国家纷纷发言谴责一些发达国家“杀死”《京都议定书》的行径，集体退场以示抗议。
一种氛围：失望的情绪在弥漫
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公约》及其《议定书》、《路线图》的基本框架和原则作“釜底抽薪”式的否定，一方面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化瓦解。
在这次大会上，由于利益诉求差异，发展中国家立场开始多元化，出现了有134个正式成员的“77国集团”，由43个低海拔国家组成的“小岛国联盟”和由非洲、南美洲热带雨林国家组成的“雨林国家联盟”三个方阵。
发达国家将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排放“三可”承诺（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作为他们拿出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先决条件，试图挑起发展中小国对发展中大国的不满，撕裂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发展中国家阵营一度出现混乱。小岛国不仅对发达国家而且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提出很高的减排目标。
科学报告表明，今天地球表面积存的二氧化碳80%是发达国家在过去工业化进程中排放的，他们理应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说，好比一场盛宴，不能让只赶上喝杯咖啡的穷亲戚一起平均分摊费用，发达国家理应更多“买单”。发达国家把自己等同于发展中国家，要与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不公平的，也正是会议争吵不休、裹足不前的症结。
大会只剩下最后一天，谈判依然处于胶着状态，毫无松动的迹象。失望的情绪弥漫会场。人们疲惫、沮丧，无奈地开始收拾东西，被遗弃的废纸在寒风中飘零。不少人相信，会议将要无果而终。
一种态度：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2009年12月1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飞抵哥本哈根。他在出席气候变化大会近60个小时里，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密集会谈和协商，以诚意、信心、决心和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谈判进程。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温家宝总理穿梭斡旋，向有关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尽可能弥合分歧，凝聚共识。
温家宝总理首先会见东道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建议采取务实态度，在两个工作组提出的案文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锁定共识，搁置分歧。温家宝总理指出，要让近200个国家在剩下的很短时间里，弥合巨大分歧是不现实的。可以考虑搞一个反映各方共识的政治性文件，重点明确政治愿望，肯定会议成果，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拉斯穆森和潘基文对温家宝总理的建设性意见表示赞同。
温家宝总理集体会见了小岛国代表，马尔代夫总理纳希德和格林纳达总理托马斯，非洲国家代表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欠发达国家代表孟加拉总理哈西娜和77国集团代表苏丹总统助理纳菲阿。资金问题是这些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一直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资金承诺，但绝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一分钱的资金，而且将一如既往地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内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资和能力支持。温家宝总理对一些小岛国脆弱的生存环境深表同情，理解他们在温控方面的特殊诉求，介绍了中国的减排努力和谈判的考虑。并表示，为体现诚意，中国愿在2050年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问题上照顾小岛国的关切。中国在会议进程中将切实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有关国家领导人认为，温家宝总理的话入情入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巨大努力，发达国家的指责是不公平的。
温家宝总理会见了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有关问题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温家宝总理会见了巴西总统卢拉、南非总统祖马和印度总理辛格，并在“基础四国”之间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
温家宝总理会见了奥巴马总统，两国领导人就会议成果、长期目标、“三可”等焦点问题坦诚、深入、务实地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同时又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
在会议面临失败的最后关头，温家宝总理表示，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能轻言放弃。他约卢拉、辛格、祖马再次会晤，决心作最后努力，争取会议有一个成果。温家宝总理并同意在“基础四国”领导人会晤后，应约与奥巴马总统进行第二次会晤。
正在“基础四国”领导人最后梳理共同立场的时候，奥巴马总统不请自到。温家宝总理礼貌地欢迎他加入。五国领导人经过严肃认真的磋商，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又分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进行了磋商，最终形成了决议草案，交由大会表决通过。
眼看就要失败的哥本哈根会议终于被挽救回来。“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中国为会议转危为安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一个起点：金色的希望逐渐实现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已经结束，但它给国际社会带来的震荡余波未息，人们还在议论、反思并从中获得启迪。
这场斗争实质是发展权之争。应对气候变化本来就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要兼顾当前和长远,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和生存环境。发达国家作为问题的主要制造者，理应负历史责任、承担主要义务。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努力走出一条新的低碳的而非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能耗老路。这在《京都议定书》中已经肯定和明确了。但在此次会议上，发达国家的立场严重后退。这可能同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遭受重创，而一批新兴国家却迅速崛起有关。南北矛盾由来已久，占据了发展高地的发达国家历来不情愿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此次发达国家就试图借气候变化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保住自身的优势。事实再次告诉我们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发展是硬道理。对发展中国家如此，对发达国家亦如此。
中国在这次会议中被推到了前台。面对发达国家要推翻《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和原则，中国不得不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坚决反对。发达国家为了分化发展中国家，集中向中国施压，我们既要据理驳斥，又要耐心做发展中国家各利益集团的工作。会议濒临崩溃，中国挺身而出，奔走、斡旋、协调，最终取得成果。中国同发达国家有斗争有合作，斗而不破，合作共赢。对新兴大国和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中国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有效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中国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进一步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团结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途径。斗争不可避免,斗争是为了合作,合作才能解决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哥本哈根协议》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主要功绩在于捍卫了《公约》及其《议定书》确定的基础框架和原则，为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大倒退。但协议未能按《议定书》和《路线图》的要求，对2012至2020年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作出安排，而留给明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缔约方第16次会议去解决。今后的一年时间任务十分繁重。需要我们以高度智慧，百倍的努力和足够的耐心，促进各方的团结、协调和合作，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哥本哈根会议告诉人们，人类只有超越自身，才有可能超越自然。
《哥本哈根协议》把我们引领到一个新的起点。纵然前面千难万险，中国有坚定的信心和勇气，愿和世界各国一起扬起希望的风帆，驶向胜利的彼岸。
（张九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泰国原大使）
转载自《中国政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