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伯雄落马、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等地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扯出藤藤带出瓜”“倒下一个牵出一串”，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一些干部和群众不禁感慨“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
针对“塌方式”腐败问题的出现与治理，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网络上进行了大型问卷调查。
文章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执笔：朱 燕、石 晶
57.1%的受访者认为，局部地区系统性“塌方”对当地政治生态破坏更大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57.1%的受访者认为局部地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对当地政治生态的破坏性更大。有的地方和系统案件频发，往往是“拔出萝卜带出泥”。
“塌方式腐败”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性腐败，“塌方”是对其“抓住一个、带出一串、挖出一窝”特征的形象化表述。
偶发性腐败主要在于腐败行动者的主观成因，而系统性腐败的产生泽宇体制环境密切相关，呈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嵌入性。
相对于偶发性腐败，系统性腐败的后果要更为严重，它不仅是某些权力的滥用或利益的侵蚀，而且对所在系统产生整体性的破坏，甚至导致其崩溃。
以山西窝案为例，其成员规模之庞大、牵涉部门之众多、贪腐金额之巨大、社会危害之严重，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按照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的表述，纵向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横向看，煤炭部门成为重灾区，交通、国土等部门成为多发地带，甚至连纪检监察部门都难以幸免。
CFP供图
山西的这种“塌方式腐败”极大地破坏了山西省党政系统的正常运行，扭曲了党政部门及公职人员在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正等方面的行为逻辑。
23.9%的受访者表示，“上级”的保护与贪腐是涉案人员贪腐的主要动机
局部“塌方式腐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对我刊记者表示，塌方式腐败”是群体性腐败，核心官员不仅在权力上拥有最大话语权，在经济上获得最大利益，还可能起到了连接、交换资源的作用，甚至会起到示范作用，将其他的相关官员也拉入贪腐队伍。
腐败风险的规避导致贿赂裂变式扩散形成腐败同盟。对于腐败行动者而言，贿赂行为不仅要实现利益扩张，还要规避暴露风险。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构成了贿赂行为裂变式扩散的内部动力。
为了应对这两类风险，腐败行动者将自身嵌入于多层次的腐败网络，形成攻守同盟。
责任扩散、相互保密、功能互补使得腐败行动者在获得更高安全预期的同时，也获得更强的利益获取能力。
腐败行动者会寻求庇护者，主要是寻求组织中领导的庇护，通过与庇护者进行腐败交换，实现利益共享，形成腐败同盟。腐败的非法性质决定了获得其他行动者保护最有效的路径就是让保护者参与腐败，腐败同盟的形成使得保守秘密成为内部共识。
41.5%的受访者认为，应多元化监督治理局部“塌方式腐败”
面对局部地区发生的“塌方式腐败”，陈国权教授提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完善控权的“制约”机制
当前我国控权制度设计，往往重视自上而下的监督而忽视多向度的制约。
监督控权的单向性、随时介入性、主观性、可选择性，决定了被监督者和监督者都存在着实施腐败、且规避惩罚的机会。
在山西窝案中，作为监督者的纪检监察部门，也成为了腐败网络中的一部分。强化制约控权，强调要对事权进行合理的分工，让地方党政、人大、司法之间构成一种多向度的制衡关系。
2强化对行贿的惩处力度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企业或社会向公职人员行贿，行贿者若配合检察机关，往往能够获得较轻刑罚甚至免于处罚或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贿者的腐败代价，助长了行贿者的腐败交换动机。
而对于政府内部的公贿行为，则由于其往往能够给地方或部门带来政绩，从而得到地方领导的庇护，甚至妨碍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的查处。
加大行贿惩处力度，提高对贿赂行为的风险认知，有利于遏止贿赂的裂变式扩散，进而防止“塌方式腐败”的形成。
3提升政府信息的公开度
对目前政府而言，社会监督渠道的严重缺乏，政府信息的不透明，导致了政府内部运作容易成为一个“黑箱”。
“塌方式腐败”是一个不断积累膨胀的过程，是由无数环节的腐败相互扣连叠加而成。因此，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让社会了解各个环节的运作，发挥监督作用以避免腐败塌方性地出现。
附：39只“军老虎”名单
